我估计，就连那个盗洞，都是老洞。郑国渠他们动手晚了，只是利用这个通道下去捡个漏而已。
被我说破了尴尬，郑国渠也无心再盘问。他让郑重拿来一叠题头印着“郑别村农用机械加工厂”红字的信笺、一支钢笔和一瓶墨水：“你就在这里把《素鼎录》默写出来吧。”
“那么我要的东西呢？”
郑国渠道：“写完我自然拿给你。”
我“啪”地把钢笔搁下：“不行，你现在得拿给我，不然我一个字都不写。”
我俩对峙了一阵，郑国渠大概觉得反正我也跑不掉，就退了一步，让我继续写，郑重在门口看守，然后他自己走了出去，说去给我取来。
办公室只留下我一个。我铺开信笺，一笔一划地写了起来。《素鼎录》虽然是白字门的秘籍，但我并没有把它捂在手里的心思。鉴古技术日新月异，造假技术也不断创新，《素鼎录》里虽然有些好手段，但早晚都会过时，这时候再讲究什么不传之秘，未免太落后于时代了。
我唯一的顾虑，是郑国渠学到了这些东西，造出更多赝品，违背了我不碰假货的原则。于是我没有默写原文，而是把加密的文字默写下来。如果我不说出密码，郑国渠就和黄家一样，偷了也是白偷。
想到这里，钢笔的笔尖猛然一顿。我突然想到一件事：黄家偷那本《素鼎录》，真的是为了得到白字门的秘籍吗？
我听药不然说，五脉改组为鉴古学会以后，各家都有意识地跟大学、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合作，不断有新的鉴伪手段被开发出来——其中尤以黄家和药家最为用心，因为高科技对鉴定青铜器、玉器和瓷器特别重要。一本民国时期的《素鼎录》对黄家来说，究竟有多大意义，这个实在很难讲。
目前我所知道的牛皮镶银笔记，一共有三本，一本记载了白字门的鉴古技术；一本留在日本，据说是木户有三亲笔所写，内容不详；另外根据付贵的说法，还有第三本笔记，在许一城死后不知所踪，写的什么内容不清楚。根据我的推断，剩下两本笔记里，很可能是记录着木户和许一城1931年7月到9月这期间发生的事情。
这三本笔记外貌都一样，都是粗粝的牛皮封皮，四角嵌着莲瓣银，光看封皮没什么区别。黄家那次派人去我家里偷东西，恐怕是误以为我家里藏的是记录1931年之谜的笔记，结果拿到手一看，发现只是用处不大的《素鼎录》——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那么痛快地把笔记还给了我。
但黄克武还是不放心，便把黄烟烟派到我身边，名为协助，实为监视。送我的那个青铜环，想必也是故意让人误会他要招我为孙女婿，好掩人耳目吧。
想到这里，我脊背一阵发凉，不知道这个推测是杞人忧天，还是黄克武这个人算计太深。
黄家对1931年之谜如此紧张，要么是急于知道什么，要么是急于掩盖什么。无论是哪一种，我都绝不能在他们的视线下继续追查，这次摆脱黄烟烟，正是个好机会。只是跟着郑国渠这么个危险分子，不知道是不是正确选择。
“爷爷，您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我仰起头来，向着天空喃喃自语，感觉有一张隐约可见的大网笼罩过来。
我埋头写了大约一个多小时，门被推开了，郑国渠夹着一个木匣子进来。
“你写多少了？”他劈头就问。
“我要的东西呢？”我也毫不客气地顶回去。对郑国渠这样的枭雄来说，低眉顺眼只会被他吃得死死的，我得利用手里的优势，争取有利位置。
郑国渠晃了晃匣子：“都在这里头。你写完了自然给你。”
“我要先看。反正我在这里又跑不了，说不定你的东西里有我想要的，我一高兴多想起来几条。”我索性放下笔，双手抱在胸前看着他。郑国渠知道我跑不了，于是只狠狠瞪了一眼，没再坚持。他带来的匣子，是个小檀木匣，外头画的是鸳鸯戏水图，用指头一推，顶盖就缩了回去，颇为精致。
匣子里搁着一张纸和一堆灰白碎片。我一看到那些碎片，脸色顿时难看起来。那些是镜子的碎片，而能被郑国渠特意拿过来的，毫无疑问是那面海兽葡萄青铜镜。
“我从付贵那里买来的时，已经是这副模样了。”郑国渠说。
我眉头一皱，当初付贵可没提过这个细节。这镜子里可能存有重要线索，不知道碎了以后，那些线索是否还在。我小心地用手指去摩挲那些青铜，把残片一一拿起来看。在其中一片比较大的镜背碎片上，我发现有些浮雕字形，连忙去看其他的，很快被我找到三四片可以拼接到一起的，已能勉强分辨出两个残字。
两个字是“寶志”，其中“寶”字少了盖头，“志”字缺了底部。
宝志？宝志是什么意思？我和郑国渠都有些茫然。除了这两个字以外，那镜子的残片再无其他可值得注意之处。
“这镜子的背纹除了海兽与葡萄纹以外，还有一个扭结，是大唐皇室的标志。这镜子估计是宫里用的。”郑国渠指点道。
我拿着镜子残片看了一圈，忽然想到一件事：“我看你对这镜子也不是很上心，当初为何要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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