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他是急着给老婆看病，才定下这么一个坑人的计谋。不过仔细想想，他是刑满释放人员，也缺少专业技能，做拉纤本身又赚不到什么钱，生活窘迫可想而知。
药不然耐不住性子，抢着问道：“卖给谁了？”
付贵说：“一个安阳的老板。他说需要一枚古镜镇宅，从我这里收购走的。唉，说实在的，如果不是为了给老婆看病，我也不想把一城的东西给卖喽。”
我们三个人对视一眼，看来这趟旅途还没结束，少不得要跑一趟安阳了。我找付贵要了那个安阳老板的地址，仔细抄录下来。那老板叫郑国渠，名字挺有意思，估计他爹是秦始皇的拥趸。
我拿起桌上的酒盅，双手举起，恭恭敬敬道：“付爷。我这第一杯酒，是为今天的鲁莽道歉。”然后一口喝光，又倒了一杯：“我这第二杯酒，是替我爷爷许一城敬您这位好朋友，这么多年，还一直惦记着他。”我再次一饮而尽。
我本来不大擅长喝酒，到这时候脑袋已经有点晕了，可我还是坚持倒了第三杯：“这第三杯，是谢谢您给我指出一条线索。这对我爷爷，对我们许家的名誉，至关重要。”
付贵缓缓站起身来，用双手握住我的酒杯，老泪纵流：“当年我未能帮上一城的忙，一直遗憾得很。今天这份心愿，总算能了却一点。”他把酒盅里的酒喝完，眼神变得灼灼有神：“小许，我告诉你，你爷爷许一城，绝对不是盗卖佛头的人。当年到底有什么隐情，我没查出来，真相究竟如何，就落在你身上了。”
说完他转身进了阳台，从阳台里翻腾半天，翻出一本相册，相册上满是尘土。付贵拍了拍土，咳嗽了几声，把册子翻开，取出一张已经残旧的老照片：“这是我手里唯一的一张许一城的照片，是当时审讯许一城时我偷偷留下的。现在也算物归原主，给你留个纪念吧。”
我们看到照片后，面色顿时大变。
这张照片，我们前几天已经在木户加奈那里看到过，是在考古学报上发表的木户有三那张摄于考察途中的单人照，脚踏丘陵，背靠城墙，景物、构图、人物姿势、光线都毫无二致。
但这张照片和学报上的那张有一个决定性的差异。
这张照片上多了一个人，在木户有三的旁边，还站着一个人。
那人一袭短衫，正是许一城。
照片修改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有了。当时的人们利用修补、剪裁和重新曝光等暗房技术，对照片可以实现天衣无缝的修改。比较著名的有1920年列宁在莫斯科发表演说的照片，旁边本来站着托洛茨基，但斯大林上台以后，就利用这种技术把托洛茨基抹去了。蒋介石也干过类似的事，把自己和其他两名军官与孙中山的合影做了处理，两名军官被涂改掉，变成他与孙中山单独合影，以证明自己受国父赏识。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我认识一个新华社的摄影师。他在“文革”期间经常接到类似任务，把被打倒的老帅和官员从毛主席的身边去掉，或者修改被遮挡的标语、语录什么的。
我把这些常识告诉药不然与黄烟烟，两个人表情都显得很震惊。他们赝品古董见得多了，却没想到照片这种东西也有做伪的手段。药不然抓抓头皮，感叹道：“我操，还有这种手段。哎，那摄影师你还有联系么？哥们儿有几张和前女友的合影想处理一下……”
我把双手插在裤兜里，眉头紧锁。事情变得越发有意思了。同一张照片，却出来两个不同的版本，到底是许一城与木户有三的合影被涂改，还是木户有三的单人照被添加，目的何在？
一个一个疑团萦绕而上，而我却觉得有心无力，想从中抽丝剥茧而不能。
我们先坐火车回了北京。方震去接我们，顺便向刘局做了汇报。刘局的指示跟之前差不多，让我们继续放手去查，有关部门会支持，但绝不介入。方震把那张照片拿走，说是去技术部门做个鉴定。如果是修改过的话，胶片颗粒会有微妙的不同，可以识别出来。
木户加奈那边也有了新的进展。她已经做通了木户家族的工作，把木户笔记一页一页拍照传真过来。清晰度差了点，但足以辨认汉字。
木户加奈把这些传真件订成一个册子，交到我手里，然后颇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许桑，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在中国，我只信任你。”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在她看来，无论刘局还是鉴古研究学会，他们的目的，都是让玉佛头回归；只有我是为了祖父名誉而参与此事，从根子上与她为祖父赎罪是差不多的。
但我也不相信，木户加奈单纯只是为了给祖父的侵华罪行赎罪而来的。她的种种手段，都透着那么一丝诡异。还有那本“支那风土会”出的《支那骨董账》，不知道和现在的东北亚研究会有什么联系。
不过现阶段她跟我的利益不冲突，所以我也就没暂时说破。
“木户小姐，付贵的情况，我已经全部告诉你了。关于姊小路永德的事，我很在意。你能否利用在日本的关系，查一下当时日本方面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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