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洽卿和虞致民早已联系了商界精英，先一步前往佘山准备晚上的宴会。
昨晚的小雨让今天的空气格外清新，姜诚和虞艺珊一边听着车轮碾过地面的沙沙声,一边听着掠过耳旁的风声,望着前轮飞速旋转及下面疾驰而过的路面,一边欣赏着民国时期上海郊区风景，一时之间姜诚忘记了种种不快，一路上不停的虞艺珊说笑。巴顺和李大勇等人开着汽车远远的在后面吊着，姜诚二人不一会儿就骑出了市区，来到了郊区。这是姜诚第一次看到了上海的农村，明明相隔不远，这里和租界却就像两个世界，租界的纸醉金迷和这里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大部分人都是瘦骨如柴，穿的也是衣衫褴褛，绝大部分人的衣服都是明显由几种布条拼起来的，孩子们个个脏兮兮在地上玩耍，但不时却可以看到青砖朱墙的大院，这便是农村里士绅家了。一直以来姜诚都是坐汽车往返上海和南京两地，这样近距离的观察民国农民还是第一次。
对于民国抗战前的时期的农村，大多数后代人有两个误区，一个误区是误以为当时的农村到处都是周扒皮、黄世仁一样的大地主，土地兼并极其严重，实则不然。
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是日本为侵略中国而设立的特殊企业，其重要业务之一是对中国国情做细致的实证调查。1935年，“满铁”调查了华北453个村落的土地分配状况，并记录了每个村庄最大地主拥有的田亩数。其中，占田千亩以上的地主只有两户，2/3村庄的最大地主占田不超过200亩。同期，南方土地的分散状况更严重，据安徽、浙江的土地册档显示，各地最大业主占田都在百亩以下。1939－1940年代“满铁”还调查了江苏南部4县11村，结果显示，这些村庄里，“地主户”有173户，“佃户”却只有159户，平均每户“地主”只出租4.92亩地。换言之，民国时期，中国农村的大地主已经非常之少。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人口增长，中国古代往往因为人口增长而导致土地兼并加剧，因为人口增长而土地不增加，往往使得老百姓一有意外支出就容易卖田卖地，但任何事情都是对立统一的，物极必反，当人口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土地反而无法再兼并了。清代同治年间编纂的《黄县志》里记载：山东黄县“地寡人众，惜地如金……虽有豪强，无由兼并”，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农户储蓄剩余财富的速度，因人均耕地的减少而变慢，土地价格则因人均耕地的减少而上涨。这一降一涨的双重压力，使农户越来越难以扩充田产，在清代晚期，往往需要经过几十年或几代人，一个中产之家才有可能买进几十亩地。人口的增长，正是导致“兼并”越来越难、地主规模越来越小的主因。如果很难理解的话，就这样打比方，现在的上海北京房价之贵众所皆知，如果一个有四、五套房子无其他资产的家庭想不通过贷款不断买房最后变成上百套同样价值房子的大房东，在房价没有剧烈波动的前提下是要花近百年才可以完成的任务。
也就是说民国的农村，地主有，小地主很多，真正的大地主除了那些军阀人物以外是少之又少。
另外有一个误区是后世很多网络段子中，民国时的中国农村是一片祥和的世外桃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良田美池桑竹，黄发垂髫怡然自乐。地主则都是靠勤劳发家致富的种粮大户，并且都是对佃户心怀慈悲的大善人。总之在他们看来，民国的中国农村是无比美好的人间天堂，直到红党的土改将其变成了地狱。这种农村的描写在家族文学中最为多见。
但是实际上的民国农村却是普遍的贫穷，也就是大家习惯说的地主家也没有余粮。1932年薛暮桥的《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中写道，其考察结论是：“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留居乡间之中小地主，日渐没落，其自身反受高利贷之压迫。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贷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押会及各种消费事项。”连“中小地主”都普遍破了产，可见当时农村衰败的境况。
而他调查的地方并不是什么贫困地区，而是著名的鱼米水乡——无锡。连无锡的农村都是这个情况，更加不用说更加贫困的其他省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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